长征前，毛泽民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理钱，其处置方式注定了长征结局

一生未见过毛泽东的张学良，曾无数次坦言自己“极其佩服”毛泽东，对于他而言：毛泽东能够领导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奇迹。

晚年接受采访时，张学良说：

“换谁领导都不行，因为只有毛主席，能让一支军队在绝境中看到希望，能让老百姓心甘情愿跟着走。”

张学良实际并不明白为什么队伍会心甘情愿跟着走，他认为他们跟着毛泽东走，是因为“他能让这支队伍在绝境中看到希望”。

晚年张学良

果真如此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
要揭开红军心甘情愿跟着毛泽东走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真正原因，得回到长征前毛泽东给毛泽民的解惑说起——

1933年10月，蒋介石调集了百万人的兵力，采取“堡垒政策”，对中央苏区进行了第5次大围剿。此时，毛泽东处于被架空的阶段，军事指挥权并不在毛泽东手中。被排挤的毛泽东还经历了多次病痛折磨，疟疾、肺病如恶魔一样缠绕着他。

国民党军队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，飞机不时飞到瑞金沙洲坝轰炸。1934年7月间，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。

此间，被排挤的毛泽东被刻意安排在一座古庙居住，当时敌机肆意轰炸，他们却将毛泽东安排在一个最高位置，即云石山古寺居住，其用意不言自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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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毛泽东当时所居住的地方地势高，加上政治上的微妙，他几乎都是长期一个人的状态。他后来在回忆中说：

“那时候，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，连一个鬼也不上门，我的任务是吃饭、睡觉和拉屎，还好，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。”

然而，正是在此间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上门了。此时和毛泽东接触是危险的，他冒险敲开毛泽东的门，当然是有要事。

毛泽民字咏莲，后改为润莲，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参加农业劳动，父母相继去世后，极其擅长理财的他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1921年春天，毛泽东回到韶山，在哥哥的影响下，毛泽民有了“舍小家为大家”思想，他迅速投入到了革命洪流，并于次年入党。

毛泽东参加了湖南秋收暴动，后来又协助毛泽东筹备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会，并管理后勤事务。正是这次大会后，毛泽东开始筹备成立国家银行的事务，他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，就使国家银行正式营业。1932年3月，中华苏维埃银行成立，毛泽民任第一任行长。

毛泽民

毛泽民匆匆找到毛泽东前不久，他和他领导的国家银行，从沙洲坝迁至下陵子，这个地方离云石山不到一公里。因为中央决定让他们将银行搬走，他万分苦恼，便决定找毛泽东商量。

毛泽东听后忧郁地说：“敌人已经到了藤田、东固、黄沙岭一带。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？”毛泽民没有说话，显然，毛泽东担心的正是他所担心的，这层担心，也是他冒险来找毛泽东的原因。

毛泽东看了毛泽民一眼，他停顿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我看还是立即分散，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。你们研究研究，看行不行。”

毛泽东怕毛泽民没听明白，于是给了更加具体的意见，他说：

“我们让部队自己管理这些资金，可以化整为零，把东西分散到人，一个人背一点。这不就运走了。这样走，既安全，又可靠，还可行，便于战斗时部队应急使用。你立即订出一个具体方案告诉我。”

毛泽民将毛泽东的意见转达了，可在那个黑暗的岁月，谁会听呢？最终结果是：他们研究后，把这个“最佳方案”给否了。实际上，毛泽民也根本做不了主了，他在大部队突围前5天才得知银行必须搬家的消息。他匆匆结束手头的工作，率领国家银行，踏上了漫漫长征路。

此时的毛泽民，心里一直不断循环着毛泽东和他说的“立即分散，让部队自己管起来”的建议，他无比赞同毛泽东的观点。逃亡的过程中，带着大量钞票、金银等贵重物资转移，这是非常危险且难度极大的工作。稍有不慎？毛泽民根本就不敢想。

最好的方法就是哥哥毛泽东说的“立即分散”，可如何分散？毛泽民没数。

负责运送银行资产的是隶属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家银行，长征开始后，它被编为中央纵队第15大队，大队长是袁福清，毛泽民实际只是这个大队的政治委员。

这个大队有200多个运输员和1个特务连，看起来人员很庞大，可这些钱是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以来辛苦积攒下的最后的家底，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后备资金。毛泽民不得不反复考虑该如何做。

尽管毛泽民已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，将金库中的大部分家当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，但剩下的仍有几十担光洋、部分纸币，还有一些金子和珠宝首饰。

这么多的资产，如果集中运输，万一出了意外？那么，中央红军的命根子不就没了吗？

一路上，15大队的运输员们每人挑着三四十公斤重的担子，几乎天天急行军，劳累和辛苦可以想见，这种种，毛泽民也看在了眼里。他每日跑前跑后，全力照顾着犹如长龙的“扁担银行”。

每次有高的山岭需要翻阅，他都会自己先爬上去，站在高处给大家加油。而如果遇到河，他则会先自己淌水去试试深浅，一些特别艰险的路段，他会接过身体不好的运输员身上的担子，亲自去挑。

到了宿营地，他还要烧热水让大家烫脚解乏，布置警戒，时刻保卫“扁担银行”的安全。

越往前，毛泽民越发觉得靠15大队转移财产不安全。最终，他下定决心：就按毛泽东的说法，将所有银元全部分给每一个红军战士，分散转移。

于是，所有红军战士全部都分到了银元。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后来在著作《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》一书中，这样提到自己分到钱的具体，他说：

“这些金条、银元、元宝，果然如毛主席所言，大部分分给了部队、红军战士，由红军战士负责背着行军。这些战士背着的银元、金条不是属于个人的，而是属于整个红军。战士们背着的就是红军的一个流动银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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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银行里的一分一文，任何人也不能也不会挪用、贪用。我当时就分到了30块银元，一直背着长征。在极其困难的爬雪山、过草地环境下，吃草根、啃树皮，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完，我没有丢失和借用其中一块银元。原来是哪30块银元，后来还是哪30块；哪30块里有几块袁大头、几块龙字洋、几块苏区造；每块银元上哪里有点疤痕，哪里划有记号，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因为这30块银元是红军的资产，像我的生命一样重要。

我把这30块银元从瑞金背到延安，背到延安的国民经济部的‘永丰栈’里。这从长征途中背到延安的资金，在边区政府反国民党封锁时，又起到了重要作用……”

这些钱不是财富，是命，更是火种。当苏区多年积攒的家底被分到各个军团，军团又分发到了每一个战士干部的手中，一切都在悄然发生变化。

绝大多数红军都是穷苦出身，长征前分到的钱，让他们这辈子第一次摸到了沉甸甸、叮当作响的银元，他们小心地，甚至近乎神圣地将这些银元、钱缝进衣角、揣进贴胸的口袋。

只有毛泽东知道：这些小圆片、小纸片，将在未来的艰难路途中，为他们换来救命的一把青稞、一个盐巴，一碗热水……

但他们都非常清楚，这些钱是组织给他们每个战士的最后的、最实在的牵挂。

他们看似是在守护银元、钱，可本质上却是在守护他们作为人的全新的生活方式。过去，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生而为人的尊重，几千年来，农民，这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命人，都未曾被当成人看待过。在地主老爷眼里，他们是泥腿子，是佃户，是会说话的工具，可以随意打骂，任意践踏，然而，在分到银元的这一刻，他们最大限度地感觉到了“平等”“爱”。

而在苏区的日子里，昔日只能蜷缩在地主家牛棚里的长工，居然能挺直腰杆走进苏维埃会场，大谈对分田的看法，而且发言还会被记录下来，甚至有可能变成政策。过去被认为是“赔钱货”的女娃，也可以进入小学读书，甚至能参加选举，能为不公拍桌子……

全新的作为人的生活方式里，大家都是“同志”，而没有老爷，没有奴才，只有平等。